“如果改革是出于公心，不谋私利，哪怕真的失败了，大不了就是（被）摘去乌纱帽，还不至于坐牢、（被）杀头。如果你不怕丢官，还怕什么？”
罗崇敏的办公室里，层层叠叠的书籍挤满四壁。退休后，他有了更多灯下读卷、独处思考的时光。
即便是一次漫谈式的专访，他也要穿好正装。与《南方》杂志记者聊起改革的议题，罗崇敏说自己“压力很大”，又“备感光荣”。
“没有思想，谈不上解放思想；没有观念，凭什么更新观念？”
《南方》：您怎么定义改革的价值？
罗崇敏：我始终坚信唯有制度可以兴国。执政者的天然职能就是制度设计和安排，而改革的目标指向就是建立与时俱进的制度和体制。在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未来中国最大的潜力一定是制度的潜力，最大的红利一定是改革的红利。
《南方》：如何评价当下的改革环境？
罗崇敏：应该说从中央到我们（云南）省，都有很好的改革环境，社会也很包容改革、支持改革。但有了好的环境，是不是必然就有大的行动？有些官员口号声喊得很响，但意愿不强，办法不多。有时候听上去（改革的）脚步声很大，反过来想想，有多少是在原地踏步，有多少是向后转往回走？要知道，这样也能发出很大动静！
《南方》：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态度还是能力？
罗崇敏：都有。现在很多官员失去了“闯”和“试”的勇气，对所谓“执行力”倒是情有独钟。一门心思地听上面怎么讲，看上面怎么做，久而久之，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因地制宜的策略。改革不是两个字的口号，关键要看脑子里有没有东西。没有思想，谈不上解放思想；没有观念，凭什么更新观念？
“所有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发展。”
《南方》：改革领域众多，难易有别，一般从何处入手？
罗崇敏：改革是系统工程，必须要有系统思维，全盘地改，整体地改。不但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如果硬要分出三六九等，投机取巧，知难而退，那些单刀直入、单向推进的改革肯定会使社会发展失衡。
《南方》：您似乎对“渐进式改革”并不感冒？
罗崇敏：整体性改革，是适用于大多数地方主政者的方法论，不代表对渐进式改革的否定。国家层面的改革，自然应选择渐进性模式，虽然成本高、效益低，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积极作用。微观层面，应选择整体性模式。在一个区域、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应设计包括人、财、物、体制、机制构建在内的整体改革，创造宏观的制度环境。
《南方》：地方的“整体性改革”，是否也受制于国家的“渐进式改革”？
罗崇敏：没错。州（市）级官员的改革条件有限，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如当（红河州委）书记的时候，我肯定不敢推进教育“减负”。如果我这里改了，其他地方不动，还搞应试教育，在一考定终身的国家政策面前，这样做只能是害了当地的学生和家长。
《南方》：改革的一般流程是什么？
罗崇敏：在中国搞地方改革，必须有一套严谨、严密的流程。首先，班子要统一思想，最终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其次，划定试点范围，大胆尝试，及时全面铺开；最后，多渠道掌握反馈信息，第一时间修正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南方》：如何统一班子的思想？
罗崇敏：耐心争取。如果他不理解你的手段，就多谈目的；如果他不接受你的目的，就多谈愿景。把改革的目的、手段和愿景一一罗列，总有一环能打动他人。当然，如果真的针锋相对，那就只能用效果说话。比如我在红河推的户籍制度改革，很多人担心会带来社会混乱，但从实际情况看，从农村迁到城市的有1.5万人，从城市到农村也就300人，一切都在可控状态。
《南方》：改革的自信来自哪里？
罗崇敏：相信群众。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相信群众，就是要研究群众作为人的需要、心理的需要、利益的需要。如果一名官员不把自己当群众，又不愿走近群众，最后只能按照凭空想象某种结果，然后怕这怕那。
《南方》：谁也不能百分之百地预见改革结果，您就不怕吗？
罗崇敏：改革是一种催生新事物的政治设计，肯定要淘汰旧事物。新旧碰撞，特别是涉及到利益调整，风险不仅有，从某个方面讲还很大。但作为党委政府，必须理直气壮地承担起改革风险。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改革是出于公心，不谋私利，哪怕真的失败了，大不了就是（被）摘去乌纱帽，还不至于坐牢、（被）杀头。如果你不怕丢官，还怕什么？
《南方》：拿什么来评判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
罗崇敏：《易经》上讲，“革，不震，吉。”意思是只要不产生社会大震动的改革都应该是成功的。一次改革，不管力度多大、内容如何，都有一个不能突破的底线，那就是避免引发社会震荡。在这样的基础上，追求目标、手段和效果的统一，也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些年，我从来没有为了改革而改革，也没有为了出风头而改革，我推动的所有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发展。
“谁都不能袖手旁观，看戏不唱戏。”
《南方》：您并不喜欢“明星官员”这个称谓，但您的个人魅力，确实因你的个性对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罗崇敏：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如果一任领导有权威、有能力、有智慧，对全方位推动改革确实有好处。但光靠个人魅力，（搞改革）还是勉为其难。改革的设计者可以是精英，但推动者只能是人民大众，每个人都是改革的一分子，都肩负着责任。谁都不能袖手旁观，“看戏不唱戏”。
《南方》：如何将“个人探索”和“普遍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罗崇敏：回过头看小岗村村民的历史贡献，不在于他们在3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做了什么，而是他们的做法被上升为国家意志，被写进法律。改革者的先进思想，如果没有改革后建立的新制度来维护，是没多大意义的。
《南方》：客观来看，在您结束一地任期后，曾经的改革成果并没有被新任领导完整保留。您怎么看待这种迂回变化？
罗崇敏：我只做我能做的事情，不做别人认为该做的事情，也不奢望别人做我做过的事情。现在很多地方主政官员喜欢写“断代史”，喜欢通过否定别人来证明自己，这样的局面我控制不了，也不想控制。在任时，把自己想做的、能做的做好就行了，不必回头看。
《南方》：很多人都觉得，您在仕途上也该多走一步……
罗崇敏：我常说，做官的大小，是组织的事；抱负的大小，是个人的事；能做的事情的大小，是个人和组织共同的事。总的来看，我官做得不大，事做的还不小。
《南方》：没有遗憾吗？
罗崇敏：不遗憾，至少我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