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龙港一布品店主在装货时卡在了车厢里。“温州模式”就是发轫于这种个体户经济。 早报记者 贾代腾飞 图
自温州南下78公里，在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鳌江入海口南岸的平原上，一座城市突然映入眼帘。漫步其中，高楼耸立、车水马龙，银行宾馆酒店商场一应俱全……
从仅6000人的小渔村，到如今辖区人口50万的中等城市规模——龙港只用了27年，就从滩涂上建起一座现代化城市，其以市场为主导的建城模式、户籍改革、强镇扩权的尝试，更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探索出了“另类之路”。
回溯龙港27年来进化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如何从旧体制的边缘率先突围，探索出“农民自费造城”的新模式；进而，随着城镇体量的壮大，又如何在新规则的束缚下步履沉重、左冲右突。
滩涂上耸起“农民城”
1980年代初，土地、户籍都是“高压线”，陈定模的举动几乎触犯“天条”。就在龙港日渐腾飞的同时，他本人被卷入争议的漩涡：有人指责他“毁田建房”；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清理干部私人建房”，他“被抓”、“被抄家”的传言四起……1989年，陈被撤去职务——理由是为其母亲大操大办丧事。这位“改革明星”狼狈地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龙港，远走他乡。
1984年6月，40岁出头的陈定模带着苍南县委的一纸任命(他刚被任命为设立不久的龙港镇委书记)、数千元开办费以及7名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干部，站在鳌江南岸龙江港区的滩涂上。
吴晓波在其《温州悬念》一书中，生动再现了当初的情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歪斜不齐的泥坯农舍；再往前便是大片滩涂。鳌江汩汩而过，竟没朝这片荒芜了百年的土地望上一眼。
半年后，这里成了大工地。据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的研究，高峰期，有3000多间楼房同时开建，37支工程队、4000多木匠、水泥匠和2000多杂工忙碌在各施工现场。
似乎是一夜之间，龙港镇平地崛起。其中的“故事”，后来变得几乎人人皆知：陈定模在当地报纸刊登《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通俗地说，任何人只要交一笔钱，就能从龙港获得一块地皮，并在上面建房。更有吸引力、甚至算得上破天荒的，是可以将户口落在龙港镇。为实现“做城里人”的梦，附近一批靠家庭工商业先富起来的农民携款蜂拥而至。
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运动正式开始。而凭借“卖地”筹集的资金，龙港开始了公共设施建设。不到三年，新兴小城镇初具规模。
据学者统计，1984年至1990年，龙港投入建镇资金达9亿元，其中国家投入仅0.44亿，其余95%来自于进城农民集资。这一做法开创了中国农民集资建镇的先河，龙港因此赢得“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美誉。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谢健教授称，改革开放以前，温州获得国家投资的建设资金极少。1978年，温州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3762万，连宁波市同期的1/10都不到，“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集中在县城区，无暇顾及乡镇。”龙港运用市场机制、有偿使用土地、购房落户、打破城乡隔离，走出了体制创新之路——这一思路也成为后来温州“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的探路之举。
但在1980年代初，土地、户籍都是“高压线”，陈定模的举动几乎触犯“天条”。陈定模对早报记者回忆，就在龙港日渐腾飞的同时，他本人被卷入争议的漩涡：有人指责他“毁田建房”；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清理干部私人建房”，他“被抓”、“被抄家”的传言四起……
1989年，陈被撤去职务——理由是为其母亲大操大办丧事。这位“改革明星”狼狈地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龙港，远走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