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地处长三角杭嘉湖平原腹地，扼京杭大运河之咽喉，距沪、杭、苏、湖不过百公里，用“通衢”二字形容，再恰当不过。
作为三大省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嘉兴市通过几轮的区划调整后，现有44个镇和29个街道，是全省唯一不设乡的地级市。目前，其所辖五县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县前32位，三分之二的镇进入全国千强镇，农民纯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省首位，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名列全省前茅。
嘉兴，从区划调整为切入点，开辟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路径，令人刮目相看。
有人感叹，嘉兴禀赋卓然，又在工业化进程中保持了相对完善的空间格局和资源条件，凡此种种，都为区划调整提供了优厚基础。但嘉兴在酝酿区划调整初期，同样面对利益如何协调、资源如何集聚、人员如何分流的重重难题，同样面对“乡镇撤扩并行不行、能不能、好不好”的疑虑。温州资源禀赋与嘉兴差距甚大，要在短期内完成乡镇重组，看起来并不容易。嘉兴市社科院研究员杜守嘉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很正常，当初嘉兴启动区划调整时也曾兜兜转转，在质疑和困惑中摸索探路。“当时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只能谨慎地跨出一小步，先并几个乡镇看看效果，再走下一步，所以区划调整的时间拉得比较长。”杜守嘉以王江泾镇为例说道，该镇于1998年合并了虹阳乡、荷花乡，3年后再次调整，合并了南汇镇、田乐乡。
“当时若能一步到位、不走曲线，可能在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成效更为显著。温州现在的情况和我们当初不同，前面已经有人把路走出来了，温州完全可以借鉴经验，少走甚至不走弯路，所以在短期内完成乡镇重组是可行的。”在杜守嘉看来，温州拥有更为扎实的产业集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呈现出人口和产业向中心镇集聚的自然趋势，缺的是行政干预下的“临门一脚”。
如果说城市和农村是城乡互动的两个端点，中心镇就是联系两端的纽带和节点，是城乡资源要素的“中转站”。重组后的新镇，既是农民眼中的“都市”，又没有城市里那些难以逾越的“门槛”，是多数农民摆脱农村的首选之地。它承接中心城市辐射，引领着农民生活进一步提升发展，自然具备了特有的诱惑力。温州将区划调整的重点放在乡镇重组上，正是把握了其中的关键，让农民在中心镇得到过渡。
“当然，乡镇重组也讲究‘对眼’，彼此间应产生吸引力。”嘉兴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郑启忠说，这“吸引力”主要来自中心镇的集聚力和辐射力。比如嘉兴市西塘镇被称为“最美丽的江南水乡”，其旅游开发的进程就与中心镇的建设步伐相辅相成。“当时以原有的西塘镇为中心，把周边的下甸庙、大舜等镇并入，找准江南水乡旅游的定位，统一规划布局，到今天，西塘古镇已经闻名遐迩。”郑启忠一再表示，以特色产业为纽带，可以实现乡镇间的强强联手或以大带小，这一点，在民营经济更为发达的温州各乡镇，具备了实现乡镇重组更厚实的基础条件。
嘉兴在完成乡镇区划调整的同时，如今在加快农村新社区的建设，将17000多个自然村落，集聚成376个城乡一体新社区，形成村镇布局“一盘棋”。石门镇殷家漾村村民沈荣说，2003年他家的年收入不过七八千元，去年已经快2万元了，这里面有土地流转的租金收入，有三产收入，还有股份分红。“温州山区海岛众多，山民岛民的进城愿望更为强烈，这也能促成乡镇重组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杜守嘉认为。
记者 张佳玮 陆剑于
记者手记>>>
嘉兴经验告诉我们，区划调整进程中须抓牢“牛鼻子”，即中心镇这个城乡互动的“中转站”。只有抓住了这个“牛鼻子”，乡镇重组，乃至整个城乡统筹工作就能顺势推进，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由此带动区域经济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实现创新发展，使民生获得更多实惠。
另一方面，温州蓄积了后发赶超的内在潜力，与嘉兴等地一样，同样具有自身的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累积下的雄厚民营经济基础，历经多年磨砺、自然迁徙、要素流转而形成的各县域重镇，一向敢为人先、不安于现状的温州人……凡此种种无形的、有形的资本，都可以成为推进区划调整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条件。面对能否在短期内完成区划调整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以十足的底气给出答案：“可行，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