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我要访问、拜识、解剖、探求、书写它,仿佛世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这片土地上。它的每一缕空气都带给我难以摆脱的刺激感。我折服于它的繁荣光色。恐惧于它的纷乱驳杂,我不敢说已经十分了解它,但我看到了无与伦比的景象。
——陈冠柏(报告文学《中国的第一座农民城》作者)
1984年,建县不久的苍南县,将鳌江南岸的宜山区10个村划出,设立龙港镇。龙港镇于当年3月在方岩下村挂牌,此时全镇常住人口不足7000,是当时全县最小的一个乡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隔岸相望的平阳县鳌江镇,作为平阳的经济中心,给了龙港巨大的诱惑。
其中怀揣着超越鳌江梦想的真正践行者,是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作为钱库区委书记,在即将调任县城乡建设指挥部出任主任之际,主动请缨,要求到龙港当镇委书记。他作出承诺:不要财政一分钱,三年内建成一个龙港城。
这个破天荒的想法,能否成为现实?当时几乎所有知根知底的人都将信将疑。但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助推下,陈定模却认定自己作出的选择具有可行性。上任之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在龙港这块土地上揭幕。
8000元起家的农民城
1984年之前的龙港,只有5个渔村,向外就一条水路。当时镇里加上陈定模,一共9个人,县里给的资金是8000元。
这种境况之下,要在只有6000多农民的土地上建起一个现代化的城镇,难度该有多大?
陈定模上任后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研,看到当地的土地优势。在征集方方面面的意见之后,他率先提出了土地有偿使用的设想。用3万块钱,换取一块地,“赠品”是城镇户口。这在当时森严的户籍制度下,3万块钱能使农民变为居民,这一招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此举推出之后的10天之内,就2700多个农村专业户落户龙港镇,集资1.2亿元。几个月内,就有五省十县2万多农民蜂拥而至。陈定模说,当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龙港旋风”,席卷平阳、苍南两县,并影响到文成、泰顺、瑞安等县。人们都以能到龙港落户为荣,能不能进龙港,成为周边地区农民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财富及社会地位的标志。
当时的龙港,每天人流如潮,不少人举家三番两次到龙港实地考察。当时镇政府三户一体进城办公室(指专业户、个体户、重点户)每天挤满了人,镇会议室里悬挂的巨幅“龙港规划图”前,天天人挤人,肩擦肩,粗糙的手指在图上指指戳戳,比较、选择,都想探个究竟,规划图换了一张一张,沉睡几千年的龙港充满了无限的前景。镇政府规定从1984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为缴地价款时间。开始时有人还在观望,看看动静,到了12月下旬,人们争着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塞,后来有人说,龙港一夜之间搬来了一个“建设银行”。这项创造性的土地有偿使用,比全国性的这项政策推行提前了近十年。
陈定模的大胆创新,改变了龙港的命运,温州农民造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在短时间里成为中国的重大新闻事件,在陈定模当政的几年时间,他先后接待了19万的参观者,这次彪炳史册的造城运动,让龙港名满天下。尤为重要的是,这次改革创举,打破原先壁垒森严的城乡分隔体制,改变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元化格局,成为农民参与城市化进程的一座丰碑。陈定模以为,任何改革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当初上级不给机会,不支持,也不会有今天的“农民城”。归根到底,是一个好的时代催生了“农民城”。
在璀璨光环中走向寂静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这个炫目的品牌,让龙港一度成为焦点,龙港人也在品牌效应中尝到了甜头。由于大量经济精英的集聚,建镇后龙港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到1990年,全镇工业总产值达2.32亿元,成为温州市第一个工业产值超2亿元乡镇。到1994年,全镇实现生产总值9.2亿元,工业总产值16.4亿元,财政收入8301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3688元,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市乡镇第一。
但是,农民造城运动作为品牌效应逐渐成为历史时,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如市民素质不高、产业布局不合理、规划相对滞后等。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龙港的改革先发优势逐步弱化,土地等要素短缺的劣势逐步显现,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下,大量的企业和资金外流,到上世纪末,龙港的发展陷入困境。全镇综合实力,从最初的全市排名第一跌到了第五。
一家温州的房地产公司在龙港投中一个地块,但在准备启动时,龙港却遭遇了地产上的凄风苦雨,开发商抛下数千万的抵押金舍弃了这个地块。而此时,龙港的房价一路下滑,人们对于龙港的前景陷入了茫然。有人因此断言,龙港,已经走到了尽头。
“农民当年可以进城,现在也可以出城,没有特色产业作为支撑,农民城就可能在某一天成为一座空城。”现任苍南县委常委、龙港镇委书记汤宝林给出了这样的总结。他说,从渔村到农民城是一次划时代的跨越,首创者担当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没有改革冒险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现在的人“不能忘本”。但时代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躺在过去的荣耀中“吃老本”。只有产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龙港才能保持他的发展态势,一如既往走在前列。
再造一个更大的农民城
2003年3月,龙港镇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砸掉”耸立在104国道旁10年之久的“中国农民第一城”的碑牌。也许在龙港人眼里,这是一次无意识的举动,但在汤宝林看来,龙港顶多是“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而不是“中国农民第一城”,尤为重要的是,该镇的决策者正励志于“拆碑造新城”。
汤宝林三进龙港,第一次在1985年,出任当时的无纺布厂厂长,呆了三年半时间;第二次于1992年,出任龙港常务副镇长,也是三年半时间;第三次是2001年,至今7年时间从镇长到书记,等于两个三年半。所以对于一路走来的龙港,他有自己的观察、辨析和思考。他告诉记者,龙港曾经呈现的辉煌,注定是短暂的。
农民城说到底,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当农民离开土地谋求生存时,必须有替代土地的产业给他们创造机会。但是,龙港恰恰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龙港沿袭着传统的纺织、印刷等产业,建城初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是龙港的优势所在。但时过境迁,如今这些低小散的行业,早被产业集群边缘化。在2002年以前,龙港规模企业所占的比例,在工业总产值中微不足道。
如果说造城运动是龙港起步的第一个阶段,从而搭就一个框架的话,那么,从“农民城”到“产业城”的转变,就应该是龙港的第二次跨越,实现了龙港内核的充实。通过近几年的努力,龙港镇以城市化建设为龙头,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以工业园建设为载体,集中精力抓产业集聚提升和城市框架构筑,产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逐步升级。目前,全镇产值超10亿的企业一家,超亿企业达到了16家,全镇税收从2001年的两亿多元,提升到了去年的7.6亿,乡镇综合实力全市排名,也进入前三。
鳌江流域发展,是龙港瞄准的第三次跨越,汤宝林以为,这种势在必行的组合,绝不是简单的行政升格。浙江省和温州市正将龙港作为龙头,在培育温州大都市区的同时,积极培育龙港、鳌江组合城市,使龙港、鳌江成为以工业和商贸为主,辐射浙南闽东北地区的现代化组合型港口城市,带动整个鳌江流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文化中心。
这样的布局,对于今天的龙港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机遇,而这个机遇可能创造的,将是数倍于曾经农民城的规模,它所展示的未来曙光,会更加令人炫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