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钱江晚报刊发了《邱继宝和他的飞跃怎么了》长篇调查报告，报道了有“国宝”之称的企业家邱继宝和他的飞跃集团面临的困境以及各界共克艰难之举措。
“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如是说。在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在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浙江中小企业的命运如何？浙商如何共克时艰？
钱江晚报记者从上周起奔赴温州、慈溪、义乌、温岭、平阳等地，经过深入采访调查，从今天起刊发系列报道《浙商挺住 共克时艰》。
困难真实存在，我们勇敢面对。
创新改变命运，我们寻找突破。
在采访中，不少人乐观地说：今年熬过去，日子总会好起来。而更多的人在经历了困难后反思：光靠吃苦耐劳、头脑灵活也许不够了，我们要找到我们新的竞争力。
困难让我们更团结，困难也激发着我们的勇气和智慧。浙商挺住，迎接新曙光。共克时艰，创造新辉煌。
“不好意思，明天上午农行总行有领导到温州调研，下午经贸委有一些会，后天再联系吧。”
后天又联系，又不行——因为那天下午国家商务部高层到温州要开展调研，所有行业协会会长都在为此作准备……
此次温州采访，很多企业不愿露面。对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的采访，因而搁置了好几天才完成，倒不是周老板摆架子，而是这段时间温企困境实在引起太多层面的注意。
这其中，又以打火机行业的萎缩最为触目。据周大虎告诉记者，最高峰时（1993年左右），温州打火机企业有3000多家；近几年在六七百家左右；而现在，开工的不到100家。
到温州采访前，记者搜集了一张打火机企业的“10人名单”，当然这是随机的小测试。以下是逐个打电话的结果。
10家公司中，有两家继续运营；4家电话为空号；其他4家已经关闭，其中有一家转行做配件。
有一家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我的公司也不算小，原来有100多人，后来慢慢变成20多个。有一段时间没订单，我一直养着这20多个工人，希望等到形势好起来。”养了好几个月后没转机，他关闭了公司，赋闲在家。
他不愿说更多的情况，为了能够采访到更多更详细的内容，记者几乎发动了在温州的所有联系人。
有一个老板断然拒绝，他说：“我们温州打火机全国都有名的，现在大家日子不好过，我出来说话太丧气。”
另一个老板婉言拒绝：“我虽然做得不好，做得好的企业还是有的，你多写些好的例子吧。”
……
数千家温州企业曾经在打火机这个领域奋斗过，他们共同打造了浙江的两大打火机基地之一（另一个为宁波）。但是现在，大部分公司消失了，只在因特网上留下曾经的名称和信息。
周大虎：这是第三次洗牌
参加完商务部到温州开的调研会议后，大虎打火机公司董事长周大虎接受了记者采访，他看起来气色不错，挺乐观。“开了会发现困难不是一个行业的事儿，大家都在找对策。”
周大虎给记者分析了打火机行业的一些情况，他提到了前不久行业的一次年会。
“以前年会都得大办，请很多领导，来几百号会员，大家喝酒到很晚，很热闹。今年我们一切从简，业内的人聚一聚，商量对策。但是气氛仍然很热烈，会上挂了条幅：‘攻坚克难，共度难关；携手共进，重振雄风！’”
周告诉记者，“现在公司利润越来越薄。如果不开发更独特的产品，即使这次熬下来了，下次也难躲过。”
在温州打火机产业20多年历史上，曾经过两次较大洗牌。第一次洗牌，许多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在过度竞争中被淘汰；第二次洗牌，遭遇欧盟CR法案，许多公司受影响。现在的大幅萎缩，是小小打火机经历的第三个“劫”。
作为会长的周大虎本人，就曾经被“洗”下去过。上世纪90年代，温州打火机公司最多时有3000多家，他在激烈的竞争中不得不关门：不是他质量不过硬，而是要求太高。
“工人、技术人员都奔着钱多的厂去了，每天早晨一觉醒来，工厂里就少十几个人，最后没人了。”
结果，在工厂关门的日子里，他抓紧培训了大量新人，并因为一贯注重质量，得到海外客户的信赖。在3000多家打火机企业经过洗牌调整为几百家的过程中，“大虎”把自己塑造成为名牌。
周大虎说，每一次行业洗牌，好的公司都会坚持，最后脱颖而出。这次打火机行业面临的危机，他也相信真正好的一批企业能够笑到最后；只要坚持住，打火机行业会实现自我的提升。
潘武：做内贸，守着我的蓝海
“红海蓝海”已经被说滥了，但在焦点烟具董事长潘武身上，记者还是非常诚恳地用上了这两个字：蓝海。
首先，潘老板的打火机生意，90%左右是做内贸的。虽说当年没赶上赚老外钱的好时机，但现在一切的“美元贬值”、“反倾销”、“CR法案”、“337调查”也跟他无缘了。
从1995年开始，潘武基本就抱定自己的原则，踏踏实实占领内贸市场。现在他拥有自己的代理、直销网络，每年增长都比较稳定。
1999年，潘武发现了实现打火机销售的新门路：把打火机作为促销礼物，跟白酒捆绑销售。这一策略被持续执行到现在，成为他90%内贸收入的来源。
白酒客户可以继续拓展，那香烟厂商呢？其他生活、消费用品厂商呢？眼前的银山似乎堆得老高，不过潘武也有自己的忧虑。
“近年来原材料涨价很厉害，成本增加了，利润少了；还有，许多企业从外贸逐渐转内贸，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搭着别的产业发展，存在‘靠天吃饭’的隐忧，万一哪天酒类行业出现问题，我们产品肯定也要受影响……”
今年，数量众多的同行纷纷倒下，潘老板无疑也高兴不起来。他的想法是：今年要炼内功，加强对市场营销人员的培训和激励，不惜一切代价做大市场。
黄发静：我有些忧伤
同样是前不久的年会，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的记忆显得有些伤感。
“以前的年会都好热闹，今年最后到场不超过80人——有些人不做了，不好意思来。”
他是经历过风浪的人物。5年前，为抵制欧盟CR技术性贸易壁垒，黄发静第一个站出来，“率领温州中小打火机企业应诉欧盟CR法案”，当时形象那是非常拉风。他也因而获得“2003CCTV年度经济人物”称号。
黄发静1994年开始做打火机，入行已久，感情深厚。“我觉得，很多打火机企业是死于失去信心。因为压力太大，他们觉得等不到复苏的一天。”
“我们公司也有很深的体会，利润越来越薄，眼看别的国家、别的行业也不太景气，不给自己鼓鼓劲儿不行了。”
当然，善于经营的黄发静并没有陷在对往昔的追忆和对同行的感叹中，他给记者贡献了不少应对办法。他说，自己做打火机这么多年，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坚持下去，把企业办好。“目前状况还可以，压力在增大，但经我们开拓，市场也在增大”。
“这次行业危机，能留下来的都是‘王’!”黄发静说。
“如果尽了努力还是不行怎么办？”记者问。
黄发静诚实地说，实在不行就把企业关掉。
接下来的话让人听了辛酸。
“我好歹做了这么多年老板，总有点积蓄。最可怜的是员工，你让他们怎么办？”
张万里：我见证温州打火机的辉煌
采访完大虎、日丰、焦点、恒星等几家大型温州打火机企业后，记者被推荐去了一个有意思的地方——瓯丽斯展厅。
瓯丽斯位于国际会展中心1000平方米的展厅，集中了温州打火机产业的顶尖产品。据说，几乎所有到温州的领导人，都会被领去经历一个“打火机之旅”。
瓯丽斯副总经理张万里告诉记者，“我每天摸着这里的展品，感觉很自豪”！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里每个精致的小玩意儿都能喷出火焰，记者真的会被迷惑：这支细长的粉红色的，分明是唇膏；虎虎生风的动物，一揪尾巴，张嘴就来火；还有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枪、微型大炮、模型车，可以把玩的乐器、工艺品……
“像这个，是日丰公司给2006年欧洲杯定制的，很有纪念意义；这些，是恒星公司的棉油机，他们还跟国际知名的打火机企业ZIPPO打官司，最后双方庭外和解……”
张万里的介绍，让记者重温了温州打火机经历过的辉煌。
1987年，温州人以手工做出第一只打火机“猫眼”；
上世纪80年代末，温州打火机厂商发展到500多家，当地的信河街也成了世界有名的“打火机配件一条街”；
上世纪90年代初，温州打火机占中国市场的90％，占据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的70％。当时许多日本、韩国的打火机厂商被迫关门，日本更是从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为最大进口国……
临走的时候，张万里要求记者到时寄给他一份报纸，“这一段历史我要保存起来，我们的展厅跟打火机行业是‘共生’的，我相信你下次来，一定能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直面困境
温州人寻找新契机
这次到温州，记者听到了这样的顺口溜：绍兴是标兵，台州是追兵；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近。
虽是一句笑话，却体现了温州人某种程度上的担忧：温州经济真的失去往日辉煌了？
为此，温州各行业协会会长都在为此作调研，搞统计，开论坛，希望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政府，能让政府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
政府也忙着呢。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游聚森告诉记者：2008年被温州市委、市政府列为“政企联动、攻坚克难”企业服务年，市、县、镇三级领导被分了任务要跑遍全市6400多家上规模（年产值500万元人民币以上）企业。
记者碰巧赶上了他们“政企联动”的一次会议，听到了几个行业协会秘书长的报告，总体印象是：温州各行各业都遇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利润回落，但真正企业倒闭的不多，即使倒闭，也是以小企业为主。其中打火机行业受灾较重。
尽管又一次遭遇行业寒冬，温州的打火机企业还是各显神通，创出了许多招数。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让自己熬过较为艰难的日子，等待新一轮经济增长到来。
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这样归纳他认为适合温州打火机行业的路：研发高端机，保持中低端机；高端机出利润，中低端机创规模。他说，度过这个冬天，打火机行业将会有崭新的姿态。
第一招：谈谈谈
好几位老总谈到了缓冲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的方法，比如说做期货、跟客户谈判等，其中跟客户谈判还是要求技巧的。
“美元刚刚开始贬值时，我就觉得不对了，跟客户商量，如果美元贬值，损失部分他得承担50%，如果升值，那就算他赚的。”一位做美国市场的老板告诉记者，当时人民币相对升值没这么厉害，所以谈判后客户认可了他的要求，之后就一直按这个执行。
做生意那得靠谈判，很多老板通过跟客户交涉，把原先的用美元结算变成用人民币或欧元结算。
有的人则通过谈判，一点一点往上提价格，把成本上升的压力逐渐转移掉——业内称之为“耗子打洞”。
黄发静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如果我想涨价5%，跟客户得分五次谈，一次提一个百分点，快了别人接受不了。”
第二招：避避避
现在国际上针对打火机的法案不少，有属于技术壁垒的CR法案，有属于知识产权侵权调查的“337调查”，还有反倾销……
不少温州打火机企业，总能通过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调整，尽量避开这些法案。
恒星打火机公司生产大量煤油机、棉油机、火石打火机等，因为欧盟CR法案主要针对气体打火机，所以恒星能够避开这个让许多企业头痛的“紧箍咒”。
同是CR法案，美国的、欧洲的、澳大利亚的规定也不一样。美国的比较严格，而欧盟CR法案因为当年温州打火机企业的集体努力，已经修改了许多条款。比如，取消了当时“2欧元”的限制，而提了一些其他要求，比如“在欧洲有固定维修场所”、“能点火1万次以上”等等。不同的企业，得按自己公司实际情况调整外贸的方向。
一直稳扎稳打做内贸的焦点烟具董事长潘武，现在的日子也相对宽松。因为许多出口企业遇到的人民币升值、技术壁垒等问题，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潘武告诉记者，他们年产打火机几千万只，国内的订单稳定且有持续增长。所以，在出口上遇挫的企业，不妨试试内贸的路。不过，最近临近奥运，打火机运输会遇到一定问题。
第三招：省省省
虽说平时也要省钱，但不像现在把所有的节省方法都形成制度执行——这是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黄发静贡献的一招：省省省。他们公司之前全部换成了节能灯，下班后还有专门的人四处巡查一遍，确保所有的灯都已经关掉。能不开空调的地方，尽量用冷水循环系统；必须开空调的地方，把温度适当调高；必须保证低温的地方——那还得按科学来。
第四招：新奇高
普通机型就算提价，幅度也是有限的。只有不断开发新产品，才能不断创造价格“新高”，从中多挤点利润。这是大虎打火机的体会。
“大虎”研发了一款针对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的高原机，出口到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在高原，普通的防风、直冲型打火机打不着火，高原机给大虎带来了订单和利润。公司大受鼓舞之下，增加了新品研发的速度，每年都有数百款新型打火机面世。周大虎还看准了自主品牌高端机的市场。“欧洲的名牌打火机，动不动数千元人民币，我们为什么自己不试着做？”
他们已经推出了一些高端机型，通过各种渠道打入国外精品店。据周大虎说，高端机利润是普通机的5～10倍，现在问题是量不大，品牌知名度还不够高。
第五招：短精快
日丰打火机的黄发静告诉记者，他们拿到美国ZIPPO公司授权，帮对方贴牌生产第二代打火机。这批机器的利润比普通机高出20%，并且订单稳定。
“但是拿到这个授权很不容易，通过第三方，一个法国公司介绍，谈了好几轮才成。”黄发静还曾经通过努力，拿到过2006年欧洲杯授权，生产了60万只定制打火机。他说，这些订单的特点是难争取、但是利润较高，拿到一单就够吃很久。
“我们现在要拓宽销售渠道，走短、精、快路线，别人不屑干、不想干、不敢干的，我都要试一试。”
第六招：走为上
歇业转行。
洗牌之后
会有一次提升
温州市今年成立了“政企联动、攻坚克难”企业服务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是市长，组员来自各职能部门，办公室设在经贸委。这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是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游聚森。
记者（以下简称记）：游主任，您觉得造成近期温州工业普遍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打火机行业情况特别严重？
游聚森(以下简称游)：首先是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然后国内出现了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银根紧缩等因素。此外，人民币升值、国外的一些反倾销、技术壁垒等条款，限制了外贸型企业的发展。当然，温州本地也存在资源缺乏、土地稀少、企业以中小型为主竞争力不够等问题。目前的情况是所有因素综合的结果。
温州的打火机行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我想现在大量停工、倒闭的现象，除了因为上面所说的共性问题，还有以下几点：受到欧盟CR法案的影响；企业以外贸为主，出口国以美国、欧洲为主，这些地区目前自己也遭受着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购买力不强；打火机企业很多是家庭作坊式的，经不住各种成本的一提再提，这里本身有一个行业洗牌的过程。
记：针对今年企业的困难，政府作了哪些努力？
游：2008年是温州的“政企联动、攻坚克难、企业服务年”，市、县、镇三级领导被分了任务要跑遍全市6400多家上规模企业，还有很多任务都是落实到人，限期完成的。
比如，为了解决企业用地难问题，我们在龙湾、瑞安附近新圈了45平方公里土地，要建成民营科技产业基地，吸引高科技、新兴产业入驻。而针对传统企业缺乏发展空间的问题，我们会综合政府、社会的力量建一些标准厂房，让小企业集体搬入，共用一些污水处理系统等设施，这些标准厂房在龙湾、苍南等地已经有建成的。还有，我们跟媒体合作，介绍一些企业应对危机的经验等。
记：温州市政府对工业格局调整有什么规划？
游：目前的情况，将会有许多传统行业经历洗牌，好的企业借机提升产业档次，愈做愈强。政府希望温州传统产业有一个提升质量的过程。此外，会鼓励发展临港工业，如造船等，还有就是高新科技产业。所以几年之后带动温州经济发展的力量可能跟目前有很大区别。
记：企业关、停、并、转过程中，大量失去工作的人是否会带来社会问题？
游：会有这样一批人要失去工作，但是劳动力的调节是市场化的，这里没有工作，他们可能会流动到别的地方。此外，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调整、提升，也会要求更高素质的工人，所以工人也要经历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
记：您对企业有什么建议？
游：首先，做企业要有做大做强的决心，小企业在普遍困境面前，总是最先被淘汰的。其次，注重自主创新，增强竞争力。再次，有强大的人才支撑，这一点许多温州企业都面临问题，因为高级人才更愿意留在大都市。
“温州滑坡”，被过度渲染的命题
马津龙（历任温州市体改委主任、政研室主任，现为自由评论人，温州经济研究专家）
我认为，温州经济滑坡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严重。目前面临的是全球性经济衰退条件下的危机和挑战，并非温州的个别现象，也不见得是温州最为严重。只不过温州企业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要素约束包括劳动成本、能源原材料成本提高带来的约束，近年来日益加剧。因此，这是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并非突如其来、急转直下的恶化。
这种变化，既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不利的是，一些中小企业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陷于困境，部分企业甚至倒闭。有利的一面，有战略眼光的大企业趁机走上减成本、提科技、创名牌的发展之路。温州民营企业由于初创阶段自身条件和当时市场准入条件的限制，产业结构层次较低，高端领域难以进入，而能够进入的则存在过度进入、过度竞争的状况。像打火机行业，一度集中了3000多家企业。因此，部分企业的退出在所难免，这将导致市场集中度向优势企业的集中。
部分企业的退出是对“过度进入”的矫正。但矫正有会带来新的问题，特别是外来员工的就业问题。目前许多行业都存在开工不足的情况，一些企业停产关闭了，使得部分劳动力不得不退出自己原有的工作岗位。温州吸纳了300多万外来员工，其中部分人有可能面临再就业的问题。情况严重的话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最后，我觉得大家需要用更广阔的眼光看问题，温州经济，根本上是温州人经济。温州人走到天南海北，走到国外，是把温州经济的触角伸得更广更深。就温州人的经济来说，不少人早已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发展。这种在资源配置和要素组合上全国整合、全球整合的做法，正是适应全球化的选择。因此，在外温州人创造的地区外净要素收入，将成为温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