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财会部预算处处长刘林祥，日前因涉嫌挪用近四亿元农业补贴款被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据了解，该案是北京市近几年来所发生的最大一起挪用公款案件。（1月18日《海峡都市报》）
据了解，刘林祥挪用的近4亿元款项不是别的，正是国家对于“三农”高度重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补贴。这笔专款是国务院为了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专门下拨的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款项。因为这样的专款被挪用，必定会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并会导致粮食收购价格出现问题。
按理说，农业粮食补贴这种重要的款项，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且有一系列严格的预算及拨付程序，其每一个操作步骤的监管也应是严之又严，然而，遗憾的是，一个供销合作总社的一个处长，就“全部掌控”了这笔专项资金的预算、拨付等“大权”，足见管理漏洞之大。
问题是，像“处长级”就能挪用巨额款项的，决非一起两起。数亿元挪用公款罪屡有曝出。2009年12月30日《南方日报》曾报道，像广东省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满粤华，在2002年6月至2004年8月两年多时间里，竟然挪用4.6119亿元到湛江某证券营业部进行股票、基金等交易。至于挪用数额在千万元计的情况则不在少数。
巨款挪用现象之所以出现，主要根源就在于“公款”的“公”字牌。因为是“公款”，所以在相关使用程度不透明，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健全严格的情况下，常常是没有“私人”去具体过问和具体探求其最终下落，即使是有相关部门或个人偶然发现，也因为其“无关个人利益”而不去深究。反正是“公家”的，不是出自“个人腰包”，更不是具体受益于监管者“局部利益”，损失的无非是“公家”的，是“国家”的。因而，在相关公款使用程序不透明，相关法规政策落实和监管不够的情况下，就会轻易旁落到另外的地方去。
我们注意到，上述一些案件大多发生在3年前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随着国家相关部门对于公款挪用等情况监管力度的加大，职务犯罪中挪用公款、贪污等案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对此有丝毫松懈，因为挪用公款、贪污等案件有所下降的同时，行贿、受贿案则呈现上升趋势，不能否认，有些公款被挪用和贪污后流入私人腰包。
笔者认为，根治公款挪用，无非还是在于“治权”和加强监管。让其中的每一个使用程序都最大程度地透明公开，并形成严格的公开公示制度，让其中的每一个程序都在阳光下运行，都受到数万双甚至数亿双眼睛的关注。如此，相关主管官员的权力就会受到最大程度的制约，即使是他们想从中投机钻营，恐怕也没有办法，这才是根治这类问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