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问责,正成为近期的政治热门话语。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规定,第一次将党政官员同时纳入被问责范围。
此前的几天里,江门七部门“一把手”公开道歉,承担起部门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瑕疵的后果,引起公共舆论强烈关注。而在此前后,从4月份的河南灵宝“王帅事件”到5月上旬的杭州飙车案,从5月中旬的东莞城管殴打小贩,一个又一个道歉官员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眼前。然而,对解决公共事件、履行职务责任来说,道歉应该只是一个起点……
道歉后应及时弥补过错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官员道歉是权力回归理性的表现。按照国际惯例,当官员行为失误之后,理应向公众公开致歉。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一些地方的官员非常强势,即便做错事了依旧我行我素。如今官员道歉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这是一种进步的体现。
但是,官员在道歉之后应该积极作为,及时弥补过错。官员行为存在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应该将失误率降到最低,把道歉行为尽量减少。如果道歉太多而过错又未见解决,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将大打折扣,公众也会逐渐失去信心。
现代国家行政制度基本都包含了行政问责制。我国问责真正启动是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此后随着问责的深入,逐渐形成制度化。近年来,我国的“问责”实践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人治化”色彩很重,更多的问责是建立在领导个人意志的基础上。随着国家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从法律角度上明确了问责制,这就使问责制度化。近日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强化了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将问责上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官员道歉背后
“谁不给人民群众面子,我就不给谁面子；谁丢江门的脸,我就让谁丢脸。”
“部门‘一把手’公开道歉制,不管涉及哪个部门,不管涉及哪个领导干部,我们一视同仁。”
……
在5月15日的江门市2009年机关作风建设动员大会上,颇具个性的江门市市长王南健向机关作风开炮。
王南健强硬的表态之后,是官员们在面对“道歉”时的复杂心态。几乎对每一个官员来说,究竟是选择道歉以在民意中“得分”,还是选择回避以免在面子上“失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仅仅关乎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在不久前发生于东莞的“城管殴打小贩”事件中,这也有所表现。5月12日,东莞市南城街道办党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苏东,向当事人和群众鞠躬道歉。当事人因被暴打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或许将由此而削弱,然而,来自被指的直接施暴者———城管的“歉意”,人们并没有看到。
还有的人只是在巨大的公共舆论压力席卷而来的时候,才被迫站出来道歉,不具有主动性。更有甚者,选择回避而不是直面责任。
在引起轩然大波的杭州飙车案中,随着网民对交管部门所谓“70码”解释的戏谑不断流传,当地相关部门才意识到人们的愤怒,最终不得不在车祸后的第9天站出来致歉,并对此前的说法进行修正。道歉不能异化为“洗”责
“整改行动在哪里?”
“光是嘴上说说道个歉算什么?”……
在江门七部门“一把手”道歉之后,不少网友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其实,兼任党政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王南健的作风建设情结由来已久。两年前,王南健和其他6位市政府班子成员在媒体公开各自的手机号码,以越过层层官僚体系零距离接触民意。在这次道歉后,相关部门已经立即进行了整改。例如,针对上班时间有人上QQ聊天和看电影的问题,江门市国税局实行检查培训,全面落实整改。拆除电脑里与工作无关的硬件和软件,取消所有窗口岗位人员的上网资格,严格控制后台上网人员和上网计算机数量。
能够道歉,起码说明一个态度,比起对群众、对民意的傲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网友们也担心,在这个官员道歉已是“司空见惯”的年代,人们更担心的是道歉异化为“作秀”的可能。事实上,我们过去也常常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道歉官员的行为,把他们的道德动机作为评价他们的道歉行为的唯一依据,从而对于他们的道歉行为表现出大度的宽容和理解。
无疑,道歉只是纠正错误的第一步,不能异化为“洗”责。相比较而言,面对官员的失职失误,人们可能更宁愿关注官员受到什么样的处分,从而显示官员不是仅仅享受权力,而且还担负与权力相一致的责任;而不愿意面对官员的道歉,心下一软原谅了事。
2007年,山西临汾矿难发生后,时任代省长孟学农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作深刻检讨并请求处分,向遇难矿工表示哀悼。“我愧对105名死难的矿工,愧对105个破碎的家庭。”孟学农发言前,临汾市市长李天太在成立大会上站起身说,“我代表市政府向忍受巨大悲痛的死难者家属致以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
这两位官员对道歉的态度,受到了舆论好评。近期官员道歉事件
4月因发帖遭拘的“王帅事件”被媒体曝光后,河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秦玉海在媒体上公开道歉,称这一事件“暴露出公安机关随意执法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5月12日东莞南城街道办党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苏东就城管殴打小贩事件向当事人和群众鞠躬道歉。
5月15日江门市七部门“一把手”公开就部门工作作风向市民道歉。
5月17日湖南省株洲高架桥垮塌。受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委托,株洲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志刚前往医院看望“5·17”事故受伤人员,对事故的发生表示深深的歉意。
道歉只是问责的起点
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规定严肃问责。这部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规定,第一次将党政官员同时纳入被问责的对象。
在被问责之前,任何官员都应该明白,他必须是在道德责任感驱动下对于自己应当承担的或直接或间接、或法律或社会、或组织或伦理、或巨大或细微、或轻微或重大责任的准确担负。那种含糊而沉痛的道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但在我们目前的现实中,偏偏又是比较广泛地存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问责制的基础在于“有限政府”和“简单政府”,我们却把它用于“无限政府”和“复杂政府”的制度环境中。“有限政府”的意思是,依据明确的宪政契约和法规条文,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权力与责任是有边界而且相匹配的,它可以明确而公开地陈述出来,因而是可以明确追究的。在这个意义上,有限政府通常是简单政府。但是在我们这里,政府的实际施政行为仍然多有无限政府的身影。“无限政府”有很多涵义,基本意思就是政府的管理范围没有明确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没有明确的边界限制。复杂政府下,问责制度势必遇到操作上的很大难题。
郭巍青表示,无限政府和复杂政府必须转型为有限政府和简单政府,同时加上阳光、透明、公开、诚信等条件,才有可能使问责制真正有效并可持续发展。（记者周志坤 雷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