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绘出的美好蓝图，也是人类的千年梦想。改革开放30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我国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1978年时不到0.2，目前已接近0.5。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至0.4，超过0.4便意味着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限度，属于“差距悬殊”范畴。如果说金融危机对先富人群的影响相对不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则可以用寒意渐浓来形容。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将加大贫富之间的差距。缩小这一差距，既需要制度安排，也需要先富人群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贫富悬殊的实际状况令人感慨。当一些国企高管拿到数十万元至数千万元年薪时，太原杏花岭区99岁高龄且患有白内障的赵桂登老人，正在一针一线地纳鞋垫，然后沿街叫卖以养活自己。她说：“只要干得动，就不给政府添麻烦。”当明星大腕不停争论，接拍巨额酬金的虚假广告要不要负连带赔偿责任时，四川抗震英雄小林浩的父亲林大坤先生表示，林浩接拍广告的收入将全部捐给地震伤残儿童。当南京江宁官员周久耕因抽天价香烟牵出其他案件被“双开”时，湖南祁东县69岁的农民付达言“持刀抢劫”，只为入狱养老……
我国贫富悬殊的差距有多大？据调查，我国顶尖消费群体中，资产10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有200人，1000万元以上的有80万人。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全国有1.75亿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各种品牌的奢侈品，占总人口的13.5%。其中1000万至1300万人是活跃的奢侈品购买者。这部分人群的年收入为人民币24万元，存款30万元至50万元，他们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销售额作出近20%的贡献。而我国最大的低收入人群如农村7.2亿人，人均纯收入仅4761元，其中4007万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低于1196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好事，但富起来以后怎么办？另一部分相对在穷下去的人，也需要制度安排。为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各项促进社会和谐、缩小贫富差距，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举措也在不断完善，情况正在逐步好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能为缩小贫富差距做些什么？很明显，穷人之间的相濡以沫体现的是一种共存意识，拥有财富更多的富人应该担负更多的共富责任。
先富人群被统称为“新贵族”，其实有点名不副实，因为有的人富而不贵。我国现代化发展起步较晚，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上世纪前30年普遍强调企业利润；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倡导企业对顾客、员工等负责；上世纪60年代以后则更多地主张企业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回馈社会。今天，比尔·盖茨甚至认为，获得社会认同是比获得财富更重要的事。我国企业家具有这样贵族品质的当然也不少。如热心社会事业、慈善事业的李嘉诚先生；还有我省中阳钢铁公司的私营企业家袁玉珠，2001年至2007年的社会公益投资达2.2亿元。愿我国的先富人群都能自觉地由“富”向“贵”转化，担负起对社会、公众、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从官员群体看，近年一些贪官有相同的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同时一项调查表明，90.1%的民众赞成官员公示财产，但却受到97%的官员反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项工作实在应该抓紧做了。官员掌控着较多的公共资源，如果运作过程不透明，产生贪腐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某种意义上说，公开是对公共资源的保护，也是对官员清白的保护。
当然，我们的好官也很多。如河南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张全收，打工创业挣了一点钱，回乡竞选村党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成功，上任一年来，贴了11万元为村民办理新农合医疗，给70岁以上老人补贴，重修希望小学和敬老院，更换变电站，安装路灯，是一个名副其实有共富意识的“村官”。如果咱们的官员、富豪都能像张全收那样有共富意识，再辅之以一定的制度保障，贫富差距就会逐步缩小，社会也将更加和谐安定，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会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