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区的见闻，无疑给所有一线记者心中留下抹不去的痕迹。即使已时隔大半年，此时回想起抗震救灾的历历画面仍然撼动人心。这些画面在传达更完整的中国形象的方面，尤具特殊意义。
四川大地震在相当程度上修改或者说匡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那些在帐篷里坚韧不拔、有尊严地生活着的老百姓，络绎不绝前往灾区的志愿者，有力地说明了即便经历市场经济大潮的洗刷，中华民族依然保有一些最根本的品质。这个民族承受苦难的能力，超越了一般人的想象；它蕴藏的力量、善心也超出外界的估计。5月19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为地震死难者下半旗，显现出对“生命高于一切”理念的信守，用比较朴素的语言说，人同此心，中外无别。
然而，在今年的各项采访中，难度最大的并不是地震采访，而是拉萨“3·14”事件12天后的“入藏记”。3月26日，9家外国媒体与8家港台媒体，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集体进入拉萨采访。那时节也是西方媒体与中国社会关系较紧张的时候，一些中国网民与西方媒体的对立态势可说是剑拔弩张。我经常对报社同事戏称那次工作为“高原作文比赛”，时间极有限，记者必须立即克服身体上的高原反应，要配合集体行动的要求，各家媒体间还免不了一场涉及写作技巧、深度与报道中立性的竞赛。
坦白说，西方同行们的压力非常大。一位美国同行告诉我，他每篇报道见报后，总收到一大堆指责他的读者电邮，一派指责他美化“藏独”分子、歪曲事实，一派指责他替中国政府“粉饰现实”，两派势力旗鼓相当。这个同行感叹说，他从没遇过一个课题，像西藏课题那样能挑起如此激烈情绪。
中国民众也许需要了解，对于一些涉及中国的敏感课题，西方舆论界有一套迥异于中国的看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话语体系。澄清误解的唯一方法是不断地呈现事实，继续对外开放，提高透明度。不可否认的是，从这两年的发展看，中国政府确实展现了进一步开放的努力。
反之，今年外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这更凸显了媒体坚守平衡理性客观底线的重要性。以入藏采访为例，在面对有关中立性的质疑时，我的回应是：我带了眼睛、笔、录音机和相机，没有随身携带明晃晃的尺。
这也是我几年来一个日益明晰的想法。我来自南洋岛国，用我在这个只有400万人口，历史短浅的城市国家的经验，去度量一个13亿人口大国全部深浅，那是难以做到的。中国朋友经常用“阶段”来申论国家的发展，以历史的视角来思考过去与未来，这种思维的方式对新加坡人尤有借鉴价值。
年末回顾2008，回首3年在中国采访的历程，我深感中国到底是大国，它不吝于与所有外来者分享它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进步，它的不足。与此同时，它的变化与发展，也不断挑战观察者思考的深度与沉着能力。驻京经历让一个外国记者在思想与阅历上都收获甚多。在获得与付出之间，是一个让人十分感激的比例。
（作者为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