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大同市纪检领域上演了一出“捉放曹”。在该省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后，灵丘县两名干部主动将担任公职以来从企业收受的7万余元退回，并退出300万元的企业股份，他们因此被免予处分。(12月23日，《广州日报》)
处理此事的相关领导想必有这样的思量：通过对自首的贪污官员“网开一面”，在社会上营造示范效应，促使其他“问题官员”主动坦白，从而扩大反腐败斗争的战果。
然而，这样的处理结果与当前倡导的“以法治贪”是背道而驰的。
腐败问题是全球痼疾，我国也不例外。纵观各国应对之策，无不是建立健全完备的法规制度，然后对越轨者施以重拳，严惩不贷。新加坡首倡的对贪污官员“零容忍”态度更是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效仿。我国在近年也进一步加强了对反贪污腐败工作的立法，不仅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专设一章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详细规定，而且法律界关于制订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可以说，依靠法治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已经成为共识，“以法治贪”才是对贪污犯罪的治本之策。
法治的一大特点是奖罚严明，不因人废法。灵丘县的两名干部既然已经有了贪污的犯罪事实，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其主动坦白的行为只能作为减轻量刑的依据。而大同市纪检部门的“宽容”却破坏了法律的权威。从表面看来，这样的处理结果有可能使此次反贪运动查获更多的贪污官员，取得一份漂亮的成绩单，但实际上，治贪的长效机制却因此受到破坏，法律之基也因此受到动摇，实在是得不偿失。
当前，一些地方还是热衷于“运动式反贪”，把精力放在搞了多少次反贪行动、每次行动查处了多少贪污官员上，而缺乏通过建立健全制度和机制来根治贪腐的耐心。这样，反贪行动更像是一场多方参与的“秀”：反贪部门使用各种手段，只求能多揪出几个贪污官员，至于对他们的处理、日后怎么防范反而不太重视；而贪污官员也聪明地迎合反贪部门的行动，或者在反贪行动中掩藏劣迹，或者上交小利蒙混过关；即使真有些贪污官员承受不住反贪行动的压力而自首，宽大处理的措施也难以对其他官员的贪腐行为形成威慑。等到运动结束后，那些贪腐官员依然我行我素，贪污腐败的局面也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法律的利剑必须高悬在贪污分子的头上，作为地方党委、政府不应该因为短视，隐匿了法律的锋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