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冶市公安局为增强民警保护民生的意识，要求61名拟提拔的男民警，每人必须在2009年元旦前抓获一名小偷，5名拟提拔的女民警必须化解一起信访案件，否则，其任期顺延。(据12月11日《新京报》)
据介绍，此举旨在进一步增强民警保护民生的意识，最终目标是实现大冶地区“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会稳定”。看到这里，笔者禁不住有点困惑———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努力下，如果“最终目标”提前完成，这些拟提拔的民警还能否得到提拔？或者，在完成“最终目标”之后，当地民警日后的提拔又该以什么为依据？
选拔任用干部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想必大冶市公安局为此也付出了不少精力。那么，如果真的有民警因为无法完成“小偷指标”而得不到提拔，是否意味着大冶市公安局曾经的选拔用人标准存在问题？
抓小偷确实是基层民警的一项基本技能，也确实能够体现出公安机关以民生为重的工作导向，但即使要将此作为提拔民警的考核依据，也应该放在日常工作中加以考评。也就是说，拟定提拔名单之前，原本就应该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面对这样一份突如其来的“小偷指标”，无论大冶市公安局领导将此描述得多么意义重大，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同样的内容在此前的选拔过程中已经被忽略，因此才会有这样令人大跌眼镜的“补充条款”。与日常工作中的长效考评不同，突发奇想的“小偷指标”包含了太多的“运气”成分，因而丝毫不足以反映出民警客观真实的业务能力，这样一道“提拔门槛”，给人留下的印象岂止是荒诞？
好不容易一路过关斩将看到了提拔的曙光，相信任何一位民警都不愿错失这样的机遇。“运气”好的自然可以暗自庆幸，“运气”不好而完不成指标者应该怎么办？可以想象，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乃至自导自演等现象的发生将因此而很容易理解。实际上，各地时有发生的各类办案指标，其中弊病早已为人所竞相诟病。趋利避害原本是人之常情，以提拔、奖励等物质条件为诱饵设定指标，实际上是在暗中纵容民警充分发挥个人利己性。即使最终真的能够得到一种“数字繁荣”，这样提拔上来的民警真的能达到“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会稳定”的预期效果吗？他们又是否能展示出足够的“以民生为重的工作导向”？
办案指标的种种弊端众人皆知，不仅民众反对、媒体质疑，基层民警也因此叫苦不迭，然而办案指标却始终未能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早在2003年，公安部就要求，严禁向派出所下达抓人和罚款指标。毫无疑问，办案指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数字依赖，其背后则是选拔激励机制的残缺与迷失。与繁琐细致的长效考评机制相比，量化的“指标”显然更加一目了然，由此也方便了领导者实施监督和管理。除此之外，整齐划一的指标本身还能更为直观地体现领导的“政绩”。好处多多，怎能不趋之若鹜？无论口号多么漂亮、不管基于什么目的，办案指标本身就是政绩饥渴下的制度慵懒，应当及早摈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