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受到了奥运交通限行得到公众支持、并取得明显缓堵效果的激励，奥运结束后，北京决定将私家车限行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规定私家车每周按尾号限行一天——决策者原以为限行会继续得到民意支持，没想到却遭遇许多人反对，公众对这种随意限制公民权利、以公益为名乱设许可的行为非常反感，逾九成被调查者认为限制私家车上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私车限行应提交人大审议。许多人抱怨：许多车主为了奥运大局才支持了奥运期间的非常限行，政府怎么不经民主决策就想常态化了?
当然，在“为了公共利益”之下，也会有一大堆理由：比方限行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有利于减少废气排放，有利于交通资源的利用，有利于节约资源……总之，公众不应该拒绝和反对这一旨在增进公益的善政。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就可以越过民主决策程序吗？其实，越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决策，越需要尊重民意，越需要审慎地经由民主决策程序。
首先，公共利益的标签不能随便贴，它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哪个人说某种利益属于公共利益它就是公共利益了，它必须经由某种民主程序的确认——也就是说，公共利益要由公众集体通过投票程序自己去表达，“公共”之意首先在于公共认同和民主确认。所以需要公众集体投票自己去确认公共利益，是避免公共利益成为某种私人利益、部门利益、权贵利益的标签，成为某些人侵犯公民权利、伤害民众利益的借口，现实中借公益之名行侵权之实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其实，真正的公共利益，公众是有共同的利益感觉的，理性的公众当然会投票认可对自己真正有益的政策。交通限行真正对公众有益的话，它自然能被民意代表认可——所以真正的公共利益，并不惮于接受民主投票的考验。
然后，越是看起来像公共利益的东西，其实越可能忽视了少数人的权利，越可能隐含着某种多数人暴力，对少数派形成道德压力——所以需要民主决策程序让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交通限行就是如此，看起来确实很公益，既利于环保、又利于疏堵、更利于节能，但伤害到了私家车主的利益。所以在交通限行这种看起来很正当的事务上，有关部门应该通过民主决策程序让私家车主的利益也得到表达，该补偿的补偿，该赎买的赎买，经充分的利益博弈让公共利益尽可能地惠及每个公众，起码不能有利益受损者。
最后，越为了公共利益越需要尊重民意，是因为政策的执行最终需要公众的遵守。光宣称某种政策多么有利于公益，是很难真正赢得公众认同的，人们只会将其当作一种强制的灌输，再严厉的惩罚和严格的监管也很难让公众内心服从。只有当这种政策经过民主决策程序、是多数人投票认可时，它才有了一种深入每个人内心的权威性和正当性。那时候，并不是政府强迫公民遵守交通限行，因为限行是民主投票认可的事情，公民会自觉遵守自己与其他人达成的契约。也就是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和弱者的服从。
如果限行只是政府一个强制命令的话，只有无处不在的监管才能让公众臣服，而脱离监管视线的时候，违反规定就会成为家常便饭。违反一个未经公众参与制订的规则，人们很难有什么道德压力和心理负担。相反，权力越谦抑，公众越自觉，越是尊重民意制定的政策，民众越会去自觉遵守。
不仅交通限行，许多表象上看起来很公益的事务，都不能拿自负的公益想象越过民主程序。既然为了公共利益，难道还怕过不了民意关？（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知名评论员）
